精英中学致函诺贝尔奖委员会建议增设诺贝尔环境保护奖
张忠民
1999年8月，我开始担任精英中学环境教育顾问。
11月30日，我以精英中学的名义起草了致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一封信，建议增设诺贝尔环境保护奖。高宏伟老师把信翻译成英文。我决定把这封信直接送到瑞典驻华使馆。省会一些记者对此很感兴趣，纷纷要求和我同去北京。我们选择了最有影响的《燕赵都市报》。
12月9日晚，我和《燕赵都市报》记者张静虹抵京。由于经费有限，我们住在参政胡同一家地下小旅馆，上面即是鲁迅中学(当时张老师可没有告诉我为了省钱，还美其名曰：寻觅鲁迅先生的足迹。哈哈，这就是可爱的环保人士)。
10日早上，我们在胡同的食摊上吃了京味儿早点后，便前往使馆区。我们到达瑞典驻华使馆，向门卫说明来意，顺利进入使馆。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秘书，他说大使正在开会，因此由他来和我们谈谈，我也确实看到会议室里大使正在主持会议。这位秘书表示他们会转交建议并给我们答复。他还建议我们把建议同时送交挪威驻华使馆，因为诺贝尔和平奖在挪威评选。关于诺贝尔和平奖在哪评选我过去还真不知道。
我们同样顺利地进入了挪威使馆。挪威使馆很小，在会客间与接待我们的秘书会谈，他主动提出，把历届诺贝尔和平奖评选的资料（中文版）打印出来，送给我们。
离开使馆后，我们到《中国青年报》找到张可佳，介绍了我们的活动，她表示要等诺贝尔委员会有了回复才能报道，她建议我们与《北京青年报》联系。中午，《中国青年报》衡水籍记者小王请我们吃午饭，他感兴趣的话题是“中小学教师该不该写论文”，希望张静虹就此与他合作（我们这次的合作讨论的题目是“中小学教师评职称该不该写论文？”，我记得我撰写的那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报》头版。那位“小王”是科教部编辑部主任耶——静虹注）。
午饭后，我们又来到《中国环境报》社，当时该报河北记者站的张国兴正在北京驻训，他对我们的活动很感兴趣，但也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稿。于是我们拨通了《北京青年报》的电话，他们反应积极，让我们原地等待接受记者采访，但我很想到《北京青年报》看看。我们很快到了报社，两位实习记者采访了我们，总编室决定明天见报。
随后，张静虹又电话联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通过电话进行了采访，并决定12月12日播出。
当天下午我们返回石家庄，在火车上我的呼机收到《北京青年报》记者的通知：已落实版面，明日见报。这就是《北京青年报》的作风。（而且第二天占用了整个二版一个整版的篇幅。我有一个当时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的学生，跟我失去联系好几年了，在北青报上看到我的名字简直不敢相信他自己的眼睛。立即通过报社找到我，呵呵，也算是意外收获——静虹注）
在河北省会，《燕赵都市报》发表了大幅的报道。
当时我认为此事就此结束了，没想到3月份瑞典大使给精英中学回信了！信的主要内容是：他已把我们的建议转交给诺贝尔委员会，对我们积极关注环境问题表示赞赏。他强调诺贝尔奖的设立严格依据诺贝尔的遗嘱，各颁奖机构都极为强调其严格的独立性，即便是瑞典和挪威政府，对评选结果也不能施加任何影响。因此增加奖项是有难度的，但今后评选时会重视相关学科与环境的关系。
瑞典大使的回信再次引起省会媒体的关注与报道。（张静虹又再次做了报道，见下文：）
瑞典驻华大使馆回信了
本报记者 张静虹
2月10日，石家庄精英中学收到了瑞典驻华大使馆大使Kjell Anneling于1月20日写给精英中学副校长高宏伟的回信，对该校关于增设诺贝尔环境保护奖的建议表示感谢，同时告知，他已将建议信呈送诺贝尔基金会。
去年12月10日，在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的日子里，石家庄精英中学的代表和本报记者一起向瑞典和挪威驻华大使馆递交了一封信， 呼吁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增设“环境保护奖”（有关详细情况见本报12月8日和12月14日三版的报道）。
Kjell Anneling大使在信中写到：感谢贵校关于增设诺贝尔环境保护奖的来信，我们十分高兴从中获悉精英中学对环保工作的热心，环保无疑属于世界大事，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应有环境保护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我们已将贵校来信呈送诺贝尔基金会。但就我所知，诺贝尔基金会未曾设立新的奖项，目前的五项诺贝尔奖是根据捐款人最初的意愿而设立的，于1901年首次颁发。1968年唯一“新设”的奖励经济科学的Sveriges Riksbank奖严谨地说不是诺贝尔奖，而是瑞典银行的纪念诺贝尔而颁发的奖项。
Kjell Anneling大使随信寄还来了有关瑞典和瑞典环保的资料。精英中学表示，他们将一如既往地在全校师生中开展环保教育，同时，满怀希望地等待诺贝尔基金会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