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民1982年毕业于河北师院历史系。现在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新闻教研室,主讲新闻采访。从80年代中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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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主题——中国的生态环境分类:默认栏目
2007年4月到7月,我先后接待了三批西方记者的采访,他们分别来自美国《纽约时报》、荷兰国际新闻电视台、美国《旧金山纪事报》。
这三家西方媒体的记者不是同时到石家庄的,他们之间彼此也不认识,但不谋而合地选择一个主题,即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共同的主题下,三家媒体各有侧重,所选题目分别是:《纽约时报》-南水北调;荷兰国际新闻电视台—城市空气质量;《旧金山纪事报》—经济发展与气候变化。 为什么选择石家庄? 《纽约时报》记者确定了南水北调主题后,便在北京请教有关专家以便设计采访的路线和行程。胡克得到的建议是,第一站先到石家庄,因为南水北调的工程正在石家庄进行中;然后再到湖北襄樊,采访南水北调的源头。 因为石家庄曾是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因此荷兰记者选择了石家庄。 《旧金山纪事报》记者想通过对中国华北和西北的采访,对中国整体的生态环境现状有一个把握。因此河北省会石家庄是他实际采访的第一站。 如何在石家庄找到接待单位? 为了提高采访的效率,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在石家庄找到熟悉情况的人。 《纽约时报》记者在北京采访过程中通过在石家庄有社会关系的人,得到了我的电话号码,然后直接与我通话说明采访内容和目的。 荷兰国际新闻电视台记者在网上发现2004年《东方早报》一篇报道石家庄空气污染的文章,文中提到了我的名字,他们又在我的博客里发现了我的电话。 《旧金山纪事报》记者的方式最为原始。他先在美国通过发贴宣布要到中国采访环境问题,谁能帮助他?结果是热心者如云,纷纷提供各种线索。结果是他先到上海找到同济大学的研究生。 西方记者对中国很熟悉 《纽约时报》记者胡克精通汉语,对中国社会文化熟悉,痴迷中国辽代历史文化,曾在重庆做志愿者(英语教育)2年,其女朋友是中国公民。主笔约翰不通汉语,由胡克担任翻译。 荷兰国际电视台记者玛莱雅在华工作多年,能熟练用汉语交流。其男友是中国公民。 采访的过程 《纽约时报》记者到工地去是乘出租车,采访施工现场的负责人,附近的农民,在悠哉茶道采访了市政协委员,水利工程师王又利先生。王工是地道的水利专家,详细地介绍了南水北调规划建设的始末,王工的观点是南水北调是必须搞得。因为中国北方太缺水了! 我的观点是在南水北调沿线城市乡村加大节水宣传和管理,否则调再多的水也是浪费,而且给人以假象,认为水多了,会上马耗水的项目。 胡克在北京采访了我省作家梅洁,梅洁出生在南水北调的源头汉江,对汉江极有感情,在中国作协的支持下,用了两年的时间从丹江口水库写到北京。写成《大江北去》,8月将在北京出版发行。梅洁认为南水北调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到北京开会在香山我们见面,他说第二天要再到石家庄采访,看看企业家如何看待项目和缺水的关系。我说等一天我们一起到石家庄。他说因为约翰和家人要回美国休假。因此必须明天去。我为他联系了北方汽配商城、卓达集团。我继续在北京开会。 荷兰国际电视台 玛莱雅通过助手小叶与我联系,希望到石家庄采访。主题是中国城市的空气污染。他们来了之后,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们如何知道我和我的电话的。原来他们是先确定主题空气污染,然后确定城市,然后在找当地有影响和能力的人士。这一切都是在网上进行的。他们从网上搜到《东方早报》的一篇关于石家庄空气污染的文章,荷兰记者选择 村民遭遇“黑白双煞” 石家庄污染企业仍在上马 在过去的三年中,石家庄市大气环境质量为二级及二级以上的好天气分别达到了95天、181天和211天。空气质量逐年改善的迹象,让当地的许多官员多多少少引以为豪。 然而,尽管如此,石家庄大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和二氧化硫的年平均浓度仍然超出了国家二级标准。在国家环保总局近日公布的空气污染最重城市“黑名单”上,石家庄名列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石家庄是惟一一座“上榜”的省会城市。 被污染的村庄 每天清晨起来,苏新河和妻子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扫室内卫生———屋子里每天都会发现大量细细的白色粉末不请自来,落满每一个角落。这些白色粉末是从石家庄热电厂排放的废气中飘落下来的。苏新河家住在南翟营村西部,村西紧挨着石家庄市热电厂。 如果是冬天或者春天,苏新河家可以一整天不开窗户,但现在是夏天,这两天石家庄的气温高达35摄氏度以上,不开窗户就意味着一家人闷在屋子里“煮饺子”,那个滋味太难受了。 家住南翟营村东部的徐国志遇到了同样的烦恼。不过,他家落满的是黑色粉末,因为他家毗邻的是石家庄钢铁厂。 石家庄市长安区的南翟营村和北翟营村距离非常近,两个村子1万来人都不同程度地承受着和苏新河和徐国志一样的苦恼。 实际上,从热电厂和钢厂建厂的国家“一五”建设时期开始,“黑白双煞”就开始困扰这里的村民们。随着石家庄市的快速发展,热电厂和钢厂周围又聚拢起了其他一些污染企业。 7月19日,早报记者来到南翟营村。还没进村,就感觉到空气中有一些淡淡的臭味,还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在喉头涌动,进村后,更是觉得胸闷。 村民们形容他们现在的生存状况是“四面楚歌”:村子东边有市钢铁厂、化工二厂等企业,村子西边有热电厂和化肥厂,北面则是该村跟华北制药厂联营的威可达、威尔康两个制药厂,这些厂子排放的废水、废气严重影响了村民们的生活。 废气中的烟尘污染一直以来是村民和企业间的主要矛盾。几年前,煤气公司的一次“检修”,让整个村子笼罩在刺鼻呛人的煤气中,以至于当时有村民强行冲进公司,跟工人动手打起架来。 “近两年情况好多了。”南翟营村党总支副书记谭麦熟说,他在这个村子生活了40多年,亲眼看见一座座企业在村子周围拔地而起。他也知道企业在废水废气处理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我们只是希望他们能做得更环保一些。” 污染企业搬迁计划搁浅 对于石家庄的城市污染,石家庄市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一直很重视,早在2001年,该市就正式实施了《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条例要求:市区内的重污染企业限期搬迁,逾期不搬的,要责令其停产、关闭;对新建的水泥、石灰等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从审批、验收到投产使用,都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并设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等等。 对于法规规定的重污染企业的搬迁,当地政府部门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叫“退二进三”,意思是将重污染企业从市区二环路内退出来,搬到二环路外的三环路附近。 “真要让这些重污染企业搬迁,那肯定能让石家庄的空气迅速好起来,”石家庄市环保局宣传科的郑璞说,“但真的要搬迁的时候,如果政府不补贴,那么这些企业就只能停产或者破产;如果让市政府补贴,市里又没有那么大的财力……” 在资金面前,重污染企业的搬迁进退两难。 石家庄热电厂是排污大户,它排放的工业尾气占石家庄市工业尾气的近30%。有关部门曾思考过该企业的搬迁,但是,该企业是市东北工业区的基础性配套企业,主要为该工业区的华北制药厂等企业提供蒸汽,如果让该企业搬到二环路外,无疑将会增加众多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会影响到使用该企业蒸汽取暖过冬的居民们。 有关部门也曾建议让焦化厂和钢铁厂搬迁,但焦化厂是钢铁厂的配套企业,如果让这两个企业同时搬迁,显然需要大量财力支持,如果只让一个企业搬迁,那么就要增加煤焦运输的成本,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竞争能力。最终,有关部门想到让钢铁厂的重污染部门———烧结车间搬出二环路,但即便这样,还是增加了生产成本。 在当前企业效益普遍不太好的情况下,增加成本就意味着失去竞争力,甚至可能使企业的生存面临危机。而让当地政府最为担心的是,如果企业面临生存危机,那么多的产业工人将何去何从。 重污染企业搬迁的诸多建议和想法,最终的结果是一致的,那就是方案搁浅。 “但是,无论怎么说,我们环保部门每年都是要给市政府打报告的,建议把这些污染企业搬迁出市区,无论市政府采纳与否,在这一点上,我们环保部门绝对没有一点私心,我们有这个责任。”石家庄市环保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市区内仍在上马污染项目 石家庄污染严重的原因,有两个说法被官方普遍采用:一是石家庄发展速度非常快,原来规划的工业区现在已经处在了市区;二是石家庄处在三面环山的“盆地”中,且每年80%的时间是静风天气,烟尘无法得到及时的稀释。 官方的这些说法被有关专家否定。专家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石家庄市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不合理,热电、冶金、炼焦等高污染企业都聚集在市区二环路内。 事实上,作为市区一部分的东北工业区,原来是石家庄的东北角郊区。解放初期,石家庄请来苏联专家为城市设计功能分区,当时把石家庄定位为20万人口的小城市,并把距市中心约5公里的东北角郊区定位为工业区。由于石家庄常年的风向是东南-西北风,这里的污染不会吹到其他地方,应该说,当时的设计有其合理的一面。 然而,石家庄目前的人口已经发展到200多万,石家庄的城市也“像摊煎饼”一样越摊越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石家庄以火车站为圆心不断向外扩展,东北工业区也随之跻身市区,并被二环路囊括其中。 此外,上世纪末,石家庄在城市东部设立了开发区,本世纪初,又在城市东南部开发了城市副中心。城市布局的改变,使得东北工业区正好处于东南部城市副中心和东部开发区的上风口上,给石家庄城市空气污染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石家庄市重污染企业位于市区内,这一反常城市格局的形成,从某种程序上说,是历史遗留问题。现在,用搬迁方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又遭遇到了资金困难。 污染企业无力外迁,众多石家庄市民都能理解,但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二环内为什么还要再上马新的污染项目。 被当地人指指点点的新上马项目包括石家庄热电厂新机组,这个机组位于老厂区的对面,当地人称之为新厂区。7月19日下午,早报记者来到这里的时候,看见滚滚白烟正从高高的烟囱中袅袅飘向空中。附近的居民说,这个机组是今年春天才开始生产的。 郑建卫是负责打扫体育大街和平东路以北路段的环卫工人,这条街道正好穿过石家庄热电厂新老厂区。每天工作时,他都是一身灰泥。 “按理说,市区内不让上马重污染企业,有关部门为什么还批准在这里建新电厂(机组)呢?”郑建卫感到很疑惑。 “上马新的项目,按照规定,都要经我们环保局搞‘环评’,我们都会如实地把评价结果上报,但环保部门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我们说了也不算。”郑璞说。 污染治理管理粗放? 当前,石家庄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正在对城市环境中暴露的问题进行反思。目前,相关的政府部门把主要矛头指向了城市的扬尘污染。 7月20日中午和下午,石家庄市分别下了两场雨,雨下得不是太大,但对于空气干燥的石家庄来说,这两场雨无疑是“及时雨”,空气中的可吸入微粒沉降了许多,空气也一下子变得清新起来。但次日上午,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街道上涌动的车流后面,灰尘又飞动了起来。 石家庄市发展改革委工作人员曹晓鸣早就注意到了这样的细节。他认为,石家庄街道两旁的花草池都比较高,很多花草池黄土裸露,而花草池高于步行道,步行道又高于车行道,这样一来,下雨后,花草池内的泥土就会被冲到街道中央,太阳出来后,车流经过,自然会把尘土带起来,影响空气质量。 对于扬尘污染,石家庄环保局工作人员有另外一套说法,他们将原因归咎为辖区内一些建筑工地施工工期过长、围挡标准过低,以致于尘土长期裸露。据悉,目前石家庄有600多个建筑工程在施工,其中包括21条道路主干道正在修建,这给空气中的可吸入微粒总量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河北经贸大学教授张忠民是当地有名的环保专家,他认为,石家庄的扬尘污染严重,既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不久前,他曾到南非考察,发现当地的施工作业车都是闷罐式的,决不让一点尘土遗落在地上,这跟石家庄的施工作业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石家庄市建筑工地管理处从去年6月开始,把防治扬尘污染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有关部门还在全市建设行业全面推行了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系列标准的认证。但早报记者在石家庄采访的三天中,发现该市仍有一些施工工地现场黄土裸露,没有任何遮挡措施。 根据有关规定,在所有的土建项目建设过程中,用于治理扬尘资金应该占项目总投资的6%,但究竟施工企业是否达到了这个标准,没有任何部门去严格要求,也没有谁能说得清。 “能想到的,我们都想到了,也这样做了,但我们的城市先天条件不足,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郑璞说。这些年来,石家庄市在推广低硫煤、拆除燃煤锅炉、监控建筑扬尘、制定预警机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石家庄的地理位置处在太行山东麓,受屏风作用影响,不利于污染物扩散,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结果。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委的戎兰继认为,石家庄市确实出台了不少治理大气污染的制度和规定,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在真正执行时往往打了不少折扣,执法部门监管力度不够,措施不到位,管理粗放,从而使这些制度和规定流于形式,让一些污染企业屡禁不止,屡查屡犯。(东方早报特派记者 张金发发自石家庄) 来源:《东方早报》 10 ) { msg.style.visibility = "visible"; } if ( callCount < 50 && ! imgsDone( msg ) ) { setTimeout( function() { rmvScroll( msg ); }, 200 ); return; } var delta = msg.offsetHeight - msg.clientHeight; var newWidth = 0; var newHeight = 0; delta = ( isNaN( del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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